記一場火患

最近，不知怎地，金寶東湖頻密發生縱火案。首先，遭殃的是學生宿舍雙層排屋，爾後是學生停置在外的自行車，再來是空置的組屋單位，接著是空置的單層排屋，最新的是家具店的囤貨間。

有關新聞詳情請見：金寶大學城頻肇縱火案大學城一店屋燒毀消拯局不排除遭縱火

 又見 金寶大學城縱火案 系列

故事的演變逐漸精彩。先是警方置路障以查車輛，但縱火案件並不見減少，反而多了一宗盜竊案，而後警方加強巡邏部隊，在雨天休息時候，火賊又出沒；在警方高聲宣布扣留一名嫌犯的同時，東湖某處燃起濃煙。有人說，這是罪犯公然挑戰警方；有人說，這是變態的復仇；有人說，這是社會的扭曲。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最後，學生自行成立一支巡邏隊，晚晚攜燈巡邏，打擊火賊。當地的自願警隊派出不少人少給予協助。到底被協助的是警方抑或當地學生？

尤記得一位精神可嘉的阿伯，猜想為自願警隊其一，手執手電筒，勤奮地檢查出入東湖的車輛，從車前照至車尾再回來車前，方示意司機離開。而在另一旁的警察叔叔四處張望，尋找四面的楚歌。

警方的路障不見了，巡邏隊伍也不在。據說，他們喬裝去了，為了更有效地接近幹案者。昨日的店鋪火患，讓更多人惶恐起來。到底和平的日子幾時才來？到底這場野火何時方能燒盡？

警方對此不置評語。

華文，今後何去何從？

這是一個多事之秋。

SPM放榜那日，自妹妹的口中獲知，全校的只有一位考獲華文A等，而且該位考生更非來自優等班級。聼了這則消息，不知道自己該憂或該悲。
隔天，翻開報章，官方的成績統計，依舊顯示華文的A等率相較其他的語文科目來得低。正因如此，許多應屆考生往往對華文望而止步。無法考獲全A ，也意味著與獎學金無緣。

早前，星洲日報刊登了一篇“中學生不考華文，誰之過”的文章。裏頭列舉了一些中學生懼怕華文，懼考華文的成因。從高層至底層，人人皆有責任。

幾十年來，華文教育風風雨雨，大家傾其所能在華小和獨中，往往忽略了中學、大學、研究所的存在。馬來西亞各個階段的華文教育，可說是唇齒相依，任何一個環 節出了問題，都會影響華教系統的完整。華社缺乏遠見，不重視華文師資的培養。從小學到大學華文老師，大部份來自國中、中文系和師範學院，沒有完善的師資培 養系統，何來華文老師？學生學習華文不容易，能夠過關斬將，直到師範華文組、大學中文系的，過程可說是血淚交加。然而，華社對這些意志堅定的華文老師關 心、資助得不夠，要成為老師何其之難，華文老師要進修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更是難上加難，沒有獎學金也沒有途徑。華社不關心高層次的文化建設，輕視文化工作 者，認為文化工作你們去做就好，我們的時間要用來賺錢，賺的錢要用來享受。缺乏高學術水平的華文人才參與規劃華文課程、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範學院缺乏優秀 師資，也是華教問題的源頭之一。 轉載自“中學生不考華文，誰之過”-- 星洲日報 2011年4月8日。

回想起，之前曾寫過一篇關於改制學校，既是囯民型中學與馬華文化之間的因果聯係的報告；最後此報告卻遭講師的否定。每每談起維護華教，人人心中想到的就只有獨中，此時的國民型中學早就被抛諸腦外了。聞此，無不痛心疾首矣。若只注重獨中的華教建設，則國民型中學乃至國民中學的華教工作亦遲早被淘汰。華教，乃由所有華人子弟之根，不分獨中抑或改制學校。舉凡有華裔學子，就該有華文的蹤影。

念此，今後卒業之中文人，肩負一個重大責任，即重振華文之風。華人沒落，意味文化的隕落。文化乃一民族之根。

日本以後

連二接三地迎來多個厄訊。

心情，隨著連日來的厄訊逐漸低落。

日本遭遇地震，海嘯一波，現在更引發核能厰輻射事件。

每日翻開新聞，入目的盡是不堪的消息。到底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多久啊！

經歷了那麽大的浩劫，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精神。

他們是多麽的堅強啊！

通訊交通全都癱瘓，所有回家的人都靜靜地在路上走著，沒有半句怨言，沒有謾駡政府，只是安靜的，在寒冷的天氣底下……

二十嵗的小女孩，雙親在地震海嘯中去世，她沒有絲毫怨言，只是淡淡地說：“我不哭，我年輕，應該為大家服務……”

“福島50壯士”沒有怨言，願意犧牲小我，拯救大我。他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更多人的安全。即使清楚明白輻射的後遺症，他們依舊願意如此犧牲。專家說，他們兩周内會死亡。

全國人民一片驚慌，各國僑民爭相逃難；日本人靜靜地等待，因爲他們相信，負責任的政府。

反觀之，全球在核災惶恐之下，馬來西亞政府依舊執著繼續鑽研核能發電，回教黨古邦閣亮區議員沙拉胡丁說：“我們應免看待核能發電……”副首相對核能發電表示將繼續研究……

在他國都紛紛喊停核能計劃，唯獨我國逆向而行。

是朋黨，是利益，還是人民需求，國家必須？

齊來為日本災民禱告吧！

Pray For Japan！

第一間房子計劃，又一個負債的開始

平日較少關注經濟新聞，是次也許因爲來到商業雜誌實習的緣故，開始注意本地的經濟動向與政策。

早前，首相納吉爲了推廣其經濟轉型計劃，鼓勵更多的年輕人購買房屋，因而推出了這個“我的第一間房屋計劃”。舉凡月入少於三千令吉馬幣的青年，皆可向全馬20家銀行申請100%貸款購買首間房子。唯獨購買的房子價格須介於10萬至20萬的房屋。

然而，今日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此則新聞：房價今年再漲。

在此項計劃底下，受惠的不曉得又是何等人物。惠及大衆，那可有不見得。

青年學子，繼高教貸款後，又多了另一個債款。可謂負債累累。今後卒業的學子，除了償還債務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麽？

新的“野火“從哪裏開始？--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文/ 龍應臺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 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丘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 灣的文化底醞，很大一部份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 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形態，像把糖置入 咖啡一樣，溶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份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理，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 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 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 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 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 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 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元，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 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 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 市裡的流動攤販、窪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了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 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 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佔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份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份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 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 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名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名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克．柏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聯？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聯？）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 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意，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 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 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或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 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 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 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 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不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台灣的現實裡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麼辦？）
　
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 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 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份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 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 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
　
卡夫卡是一位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裡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於個人的經驗，同時又 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 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裡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於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 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裡抽身而出，獲取自由，並不等同於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恆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裡，「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精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 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味，探查得出那趁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 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鍵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麼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裡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於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 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味 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 迫，哪裡只有一種面孔呢？對於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

幼稚園大學

文 / 龍應臺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的大學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100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100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20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20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5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墻；於是改用普通話，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倣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倣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20歲的人表現出5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8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6點必須起床做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1934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12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迴圈？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做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12年，如果最後的大學4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比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係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做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裏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惰，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做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5000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 “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台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迴圈。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台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原載于1985年3月14日《中國時報》副刊•人間

我們係嚇大

孩提時候，大人們會說：不要吵了！等下警察會來捉你的！
求學時候，老師們會說：不准講話 ！誰若講話，記過，棍子馬上會來！
大學時候，校方會說：違反法令者會遭盤問！
求職時候， 社會會說：謹慎言論！乖乖聽話就好，不然手銬即刻送來眼前！

 原來，我們這一群小孩係被嚇大的。

孩提時期，非常聽話，人人讚你是個乖寶寶。
求學時期，異常安靜，老師讚你是學生典範。
大學時期，安守本分，校方讚你孺子可教也。
求職時期，唯唯諾諾，社會讚你是國家棟梁。

嗚呼！

負債大學生

 

时下年轻人：19岁开始贷款念书，26岁已经负债累累

（吉隆坡22日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日前于上星期五推出的2011年度财政预算案虽然拥有 华丽的包装，但是事实上它能不能够确认出大马目前最真实的经济问题呢？看了一名26岁的大马年轻博客卡维兰（Kavilan Nakaswaram）所写的文章后，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预算案其实根本没有点出时下年轻人的困境。

时下的年轻人：19岁开始贷款念书，26岁已经负债累累

卡维兰在念完中五之后就进入大学，19岁开始贷款念书，毕业时已经是22岁，在工作了4年后，卡维兰表示自己还是深处债务之中。

“从19岁开始我就欠债了，我相信很多大马青年也和我一样，为了就读高等教育学习被逼贷款。我来自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开着的是一辆二手的国产车，每个月我必须缴付保险费，以确保当意外发生时至少我可以死在一个温暖的床上。”

“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我打算在几年后结婚，所以我需要更多钱，成了家之后我又需要买一间房子来让我的妻子和小孩住。问题是，我并不能在巴生河流域一带找到一 间便宜的房子，因为这里的房价都超过35万令吉。假设我弄到了5万令吉来付房贷头期，但是我仍然需要在未来30年里偿还30万令吉的贷款。这还不包括汽车 和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贷款。最后，我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人。”

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不得不贷款

“这是一个进步国家的青年应该有的命运吗？我深信许多大马的年轻人都面对跟我一样的处境，20岁之前就负债，50岁之后也未必能偿还所有贷款，这不仅让我怀疑我有生之年是否能够好好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还是必须把这些辛苦赚来的钱都还给银行呢？”

“政府也许可以计算拥有房子和车子的人数来作为人民成功的衡量指数，但是他们是否有将‘快乐’纳入数据里计算呢？我觉得这些债务让我很压力，我并不觉得快乐，最重要的是我不认为自己可以逃离这一切。”

“ 让我们从头开始分析吧。很多人都无法进入国立大学，于是他们必须借贷来继续在私立大专深造，这让他们年纪轻轻就负债了。如果他们选择不继续念书的话，他们 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将会非常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至于房屋，我现在赚的钱是我父亲在同样年纪的时候赚的两倍，但是我却依然无法购置属于自己的房产。我父亲 在30年前以11%的银行利息来买房子，今天的银行利息虽然是4%而已，但是我却没有能力购买房子。为什么呢？”卡维兰表示，这是因为房屋价格不断上涨。

生活的素质在哪里？

“ 有多少人是没有债务的？我说的不是卡债或那些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欠下的钱，我说的是人的基本需求：教育、房屋、医药和交通。生活就是生存，有谁可以大声地 说自己不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如果你须长期塞车、努力赚钱来请帮佣为你打扫房子，而你和另一半都必须工作的话，你的生活素质在哪里呢？”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坐下来和爱人好好地聊天？事实上，我们被困在这个循环过程里了。不要说我的文章没有数据的支持，我不需要数据来告诉我现在的生活是怎么了。我们是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但是压力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 轉引自《風雲時報》

原文乃是源自于一個大馬青年的部落格：LoyarBurok ( AYoung Malaysian's Dilemma )

文中指出大馬青年只能存活于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當中。一債未還，一債又來的狀況底下。我，也不正是如此嗎？
在還未正式踏入社會，已然掉入陷阱當中。不禁感嘆：何時方能爬出來……

願，這群國家未來棟梁加油吧！雖然不能以身報國、爲國捐軀，償還債務填補國家永遠虛空的國庫應該也算報國吧……

獻給某位新聞係講師

圖片轉引自google-史上最偉大之搜索引擎

知識沒有方便捷徑

文◎楊照 

新聞記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採訪新聞，簡而言之， 取得新聞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找到對的人，問對的問答， 得到對的答案。 

新聞工作攤開來看，其實還真明確、也真單調。 基本上就是不斷找人、約人、問問題、記錄整理人家給的答案， 如此而已。 

也因而一個長期跑新聞的記者，很容易陷入各種問題、各種毛病裡。 這是多年來，我總是憂心忡忡反覆提醒年輕記者的。 

最常見的毛病，是養成習慣，凡事都用問的。想到一個問題， 直接反應的動作就是去抓電話，打電話找不著這人， 就換了號碼撥給另一個人，如果都問不到，就焦躁挫折。 

抓電話成了直接反應， 一來也就不會去分析那問題的基本性質是什麼？ 所需要的又是什麼性質的答案？是立場、意見，還是資料、事實？ 立場、意見找人問，有道理也有其必要；可是資料、事實呢？ 比較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自己去動手搜集吧！ 

抓電話成了直接反應，記者本身就成空洞化，沒有自己累積的知識， 凡事都依賴採訪對象。這樣的記者，要如何能問出特別、 有意義的問題？多半就祇能想當然爾，問些人云亦云的問題， 要如何寫出精彩的報導？ 

空空洞洞的記者，也就無能去辨別受訪者所說的話，他們就忘了： 比對、辨別受訪者所提供的回答，也是記者的責任，不比對、 不辨別，「撿到籃裡的就是菜」態度下， 一個記者不祇寫不出好報導，更糟的， 他還很容易成為別人利用來放話、製造新聞的工作。 

可是承擔比對、辨別責任，必須先有那樣的能力。 必須累積有系統的知識與經驗， 才有辦法將受訪者所說的話置放進這個系統裡給予定位。換句話說， 記者要擁有比受訪者完整、龐大的架構，自己架構， 來辨別受訪者訪談內容的真偽與好壞。 

先有了自己明瞭，不需要問人的穩固基礎，於是可以揀擇對的、 好的意見來整理來寫作，那過程，對自己又是一段學習成長的經驗。  

看來，因為網路的存在，因為使用網路的習慣，許多人不幹記者， 卻也已普遍有了記者的職業毛病，不想花精神費腦筋去學習、 去形成知識，祇想方便用問的。問問各類大神是問， 跑去作者部落格留言也是問。 

問來問去，根本問題無法解決：你如何判斷別人給的答案？ 你如何從別人給的答案中學習、成長？ 做報告本來是要幫助學習在知識上成長的重要手段， 可是老師出的報告題目因循潦草， 學生填充報告內容的方式是用到處發問的， 那麼寫報告就反而使得學生腦袋變空，資料怎麼來就怎麼交， 資料從電子信箱裡來，就又馬上從另一個信箱交給老師， 裡面完全不經過自己。 

這種到處亂問的懶惰習慣，真要不得，不是因為對誰禮貌不禮貌， 而是對自己的智力不禮貌，坐視自己大腦空洞化而不在意， 令人遺憾啊！

文章轉載自楊照部落格 

特以此文章獻給這學期遇到的某位新聞係講師。
原因？簡單！
因這位講師是剛從《中國報》過檔來拉大教書，而在課堂上，該講師不斷在“吹”其當採訪攝影記者時的所見所聞。

例子一：据該講師說，在一個不久前的小地方選舉時，收了某位政要人物給的幾百塊“額外費用”。而這些“額外費用”依他的看法，不拿白不拿，反正都是納稅人錢，他也是千萬個納稅人之一，拿這些錢也是天經地義。（照理說，拿了政要人物的錢，所報道的新聞或多或少有所偏差）

例子二：該講師以其在報界的Senior身份在課堂上公開批評早前新聞報道某家報館女記者因政要人物給予“額外費用”而去舉報的事件。該講師的説法是，有錢，誰會不要？！（這時好想馬上舉手高喊：我會不要的！）最恰巧的事情，當時課堂上講的課題是：Media Ethic / 新聞道德操守。

圖片轉引自google-史上最偉大之搜索引擎

所以說呢，該不該把這篇文章特意獻給他呢？
同時也把此獻給欲在報界服務的朋友們……

停電前夕

Kampar Blackout Expected at Midnight

Kampar, August 21 (J-on) - Electricity supply around Kampar will be interrupted starting at midnight, August 22 due to maintenance works by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According to a notice circulated by TNB, among the affected areas are Bandar Baru, Taman Kampar Jaya, Taman Kampar Perdana, Taman Bandar Selatan 3, Taman Bandar Baru Utama, Taman Siswa, Taman Mahsuri, Taman Kolej and Taman Perak.

The works are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4am and electricity supply restored.

For enquiries, TNB Kampar can be contacted at 05-4660969.

-- 转载自J-ON UTAR

停電。
我並不是不喜歡停電。
只是，一個停電所帶來的麻煩可真多。
第一、不能夠上網了。
（也許，你會說，不上網就睡覺吧！）
第二、風扇不會動，沒有風，會熱死，如何睡。
第三、平白浪費時光，不能看書。
（也許，你會說，世界熄燈一小時，也是如此。停電，就當是熄燈，又可以省錢。）
但是，此類熄燈，與彼熄燈，可是兩碼事。
一種乃是心甘情願，一種是情非得以。哪裏可以混在一起談！


馬來西亞的政府，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優秀馬來西亞嗎？
我想在國外，應該不會遇到類似這種因囯能局要維修而導致停電的事情發生吧。
別的不談，就談家附近有體育館或廣場之類的建築物。假如，該建築物在今晚得舉行什麽大宴會，大展覽，需要大放光明的話，接下來的事情是，下一條街的街燈全都不會着。全街籠罩在黑暗之下，猶如沒錢繳電費的錯覺。與上一條街那棟光明建築物可謂天淵之別矣。


真的是嗚呼哀哉……悲夫！

我們都愛--遺忘

集體遺忘，是一個民族的腦殘障。香港近年時興「遺忘」，對什麼八十後、九十後，千萬不要提他們出生前發生過的事情：周璇、白光、一九六七年暴動、關正傑的 《一點燭光》，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華裔「年輕人」，有「朋輩壓力」，以知道從前的老歌舊事為恥，講外國明星，言必《吸血新世紀》的羅拔柏德遜為 Young，如果你說李察基爾或佛烈雅士提，他們爆發一陣電台 DJ般的儍笑，哈哈哈，哇啦啦，學着洋人說：你出賣了你的年齡。
失憶，本來是老人癡呆的病?香港許多青少年以失憶為潮，以不知道從前的事為 In，他們只看網上的八卦資訊，不讀歷史。請原諒他們，因為他們生來是這種人。
這 個民族太老朽了，早得了老人癡呆症吧？「遺忘」絕不代表什麼「年輕」，遺忘是一種老人病。德國有一位叫艾平侯（ Hermann Ebbinghaus）的心理學家，專門研究「遺忘」這種腦殘障。「遺忘學」中有一門專科，叫做「腐朽理論」（ Decay Theory）──大腦掌管記憶的「腦神經化學質」（ Neurochemical），因為年紀老邁，開始崩解了，就是記憶消忘的開始。遺忘就是一種腐朽，像一條鹹魚開始發臭，像一個陰暗中沾了水的饅頭，沾上 一層菌苔，遺忘就是一具屍骸，骨肉開始剝敗，先出現屍斑，繼而爬滿蛆蟲。當代中國人喜歡遺忘過去，或許他們對「中華三千年文明」的血腥殺戮悲劇麻木了，寧 願穿上一身 LV，戴上江詩丹頓來殮葬，與歷史同腐，一起爛掉。
還有一種遺忘症候，叫「貓紙倚賴性遺忘」（ Cue-dependent Forgetting）：病人手上須日夜一張提示卡的貓紙，沒有貓紙，「演說」內容會通通忘掉。特區的高官精英，幾十萬元月薪，許多是這類拿張紙片還結結 巴巴的貓紙性老朽病人，難怪香港人還有點記憶的，都懷念從不用貓紙（ Cue-free）、即席出口成文的前港督彭定康。記得英治的歲月，兩相對照，你的大腦就健全了，而且知道品味。
說他老朽，又不盡然，包括八十後，許多中國人都芝麻綠豆的很記仇。遺忘有高度的選擇性，你是這種病人嗎？不要提早腐朽啊。

-- 轉載自 陶傑 《笑說遺忘》 

這篇文章是刊登于星洲星期刊。話説一面閲讀這篇文章，一面在想怎麽裏頭描繪的情景或多或少與自身周圍的情景有異同之處。也許我就是他們這一列車的其中之一也説不定。

只能說，我們，都愛遺忘。

有意無意的，選擇遺忘過去、遺忘未來，甚至遺忘這一刻。

人，不自覺地，在腐朽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