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教會我的事

•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
•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閑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

除了著名的境界說以外，王國維教會了我這兩樣東西。 這就是爲什麽天才在社會上的比例如此的少，詩人永遠都找不到吃的緣故。王國維都懂了。
然，就少了這麽一句：政治上之習慣，殺許多之人才。
可惜，最後他選擇跳湖自盡了。

一個口號

尊敬的納吉先生一年前提出了偉大的一個馬來西亞口號。

舉國上下皆欣喜萬分。無論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不分國籍……

是日，在去公司途中的一間小嘛嘛檔。幾個人物，巧妙地把“一個馬來西亞”的精神展現出來。
哦……不不不！
不是“一個馬來西亞”那麽簡單，是“一個語言”。

且看當時的情景。

人物：嘛嘛檔的印裔老闆娘（以下簡稱印）、華裔建築老闆（以下簡稱華）、外籍建築員工（以下簡稱外）。

華：Can you give me a Teh Tarik?

印：Ok. 

外：Tauke, Teh O Ais Tapao!

印：Ok!

You See!是不是在一段短短的對話裏頭，用上了不同的語言。
這不是“一個語言”，又是什麽呢？
難倒是要說人民本身語文能力沒掌握好，而導致混缸一團，全部語言混雜一起？
尊貴的先生會說，“我們是優秀的馬來西亞人！”“Kami Boleh!”

所以說咯……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Malay-Chin-lish
僅此一家……

One Malaysia. One Bahasa.

新的“野火“從哪裏開始？--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文/ 龍應臺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 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丘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 灣的文化底醞，很大一部份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 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形態，像把糖置入 咖啡一樣，溶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份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理，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 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 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 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 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 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 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元，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 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 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 市裡的流動攤販、窪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了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 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 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佔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份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份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 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 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名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名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克．柏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聯？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聯？）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 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意，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 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 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或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 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 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 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 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不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台灣的現實裡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麼辦？）
　
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 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 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份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 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 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
　
卡夫卡是一位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裡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於個人的經驗，同時又 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 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裡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於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 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裡抽身而出，獲取自由，並不等同於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恆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裡，「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精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 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味，探查得出那趁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 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鍵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麼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裡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於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 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味 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 迫，哪裡只有一種面孔呢？對於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

内有猛虎，小心！

那日，充當郵差幫一封誤送的郵件物歸原主。沿途中，無意窺見這個……

勿擾！内有猛虎…… =.=

在枯燥乏味的生活裏頭，適當的幽默不失為良藥。翻開報紙，近日所見，除了憂鬱就是自殺案件，看多了，人也不知覺地跟著憂鬱起來。

適當地開開玩笑，也是有好處的。

開心就好。

幼稚園大學

文 / 龍應臺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的大學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100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100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20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20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5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墻；於是改用普通話，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倣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倣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20歲的人表現出5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8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6點必須起床做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1934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12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迴圈？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做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12年，如果最後的大學4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比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係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做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裏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惰，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做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5000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 “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台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迴圈。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台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原載于1985年3月14日《中國時報》副刊•人間